本报记者  明海英

目前，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已经在全国各地有序展开。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卫健委介绍了“体重管理年”相关情况，体重管理成为全民关注热点。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联合15个部门制定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提出从2024年起，力争通过三年左右时间，提升全民健康体重管理意识和技能。这一行动标志着我国将体重管理从个体行为上升至公共卫生战略，通过政策、科技、教育多维度联动，推动“健康中国2030”目标实现。

从“疾病治疗”向“健康促进”转型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为34.3%、肥胖率为16.4%。《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显示，若超重肥胖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2030年我国成人、儿童超重肥胖率将分别达到70.5%和31.8%。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护理学院院长王芙蓉对记者说，肥胖直接关联200余种疾病，导致88.5%的慢性病死亡。除影响人均期望寿命外，还会加重社会与家庭的医疗负担，导致代际健康风险扩散。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海表示，体重管理从个人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反映了我国慢性病防控的紧迫性，标志着我国公共卫生从“疾病治疗”向“健康促进”转型，通过体重管理这个“小切口”，推动慢性病防控关口前移。

“长期以来，体重管理被简单归结为个人健康选择，忽略了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王培刚表示，“体重管理年”相关措施体现了健康的社会决定模型框架，即体重增减受制于个人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文化及环境等因素。此外，食品营销策略、城市环境设计等影响着人们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在他看来，构建体重管理的公共治理框架，本质上是重新定义健康与社会的关系，重塑国民健康认知范式。

“体重管理从个人问题上升为社会热点，反映了社会对健康问题的深刻洞察与重视。”华中科技大学医学科研处副处长唐尚锋表示，高糖高脂食品的供应、久坐少动的工作模式、城市空间对运动场所的挤压等，均是构成肥胖的“社会性诱因”。“体重管理年”行动将个人健康与社会责任紧密相连，以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健康挑战。湖北经济学院教授黎桦也认为，该行动通过普及科学减重知识、提供个性化服务，帮助人们实现“健康体重”，体现了国家对个体健康权的保护。

构建“预防—干预—管理”

一体化治理体系

多部门协同参与“体重管理年”，标志着我国健康治理从“疾病治疗”向“风险预防”转型。唐尚锋认为，从公共卫生角度看，体重管理是预防慢性病的关键举措，可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减轻医疗系统负担。从社会层面看，有助于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改善劳动力质量，促进社会经济良性发展。

“超重和肥胖的公共卫生防控已进入关键窗口期。要通过构建‘预防—干预—管理’一体化治理体系，推动慢性病防控策略向健康影响因素上游延伸。”王培刚表示，这是一场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多维度协同推进的全民健康促进实践，通过构建“系统性闭环”，将个体、社区、医疗机构和社会链接起来，体现了“以治疗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实质性转变，通过“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治理模式，将三级预防理念贯穿始终。他阐释道，一级层面，通过科学普及和宣传倡导，从源头控制超重肥胖风险因素；二级层面，加强体重状况监测，实现超重肥胖早发现、早干预；三级层面，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设置体重管理门诊或肥胖防治中心，以整合相关专业资源提供诊疗服务。同时，采取全人群策略和高危策略，通过物质环境优化和文化环境营造进行干预；通过重点人群识别、分级分类方式锁定高危人群。

唐尚锋表示，实现体重管理从个体责任到社会共治的跨越，需从政策、环境、文化三方面着手。在王芙蓉看来，16部门联合行动，符合多源流理论框架下的政策议程设定逻辑，标志着健康治理从部门分割走向系统整合。她表示，企业端改革更具突破性，强制年度体检包含BMI指标、工间微运动制度化等要求，将健康管理嵌入生产经营环节。这种政府规制与企业责任的结合，在深圳某科技企业的试点中已显现成效：实施健康管理后，员工医疗费用支出下降23%，工作效率提升15%。王芙蓉表示，社会治理方面，首创政府—市场—社会—个人协同模式，通过全民健康管理数字平台，实现了对3亿人健康数据的动态追踪，开创了慢性病防控的新范式。 

形成本土化健康治理与

肥胖干预模式

多位学者建议，将中医“治未病”理念、“食养”理念与现代营养学相结合，打造独具特色的本土化健康治理方案。唐尚锋表示，中医强调人体整体平衡、注重预防，可与现代营养学早期干预理念融合。顾海建议，运用饮食调养、起居调摄、情志调节等综合手段，预防肥胖发生；利用“食养”传统，开发符合地域饮食习惯的营养指南；推广药膳、针灸减肥等中医疗法，结合现代营养学的热量控制与运动处方，形成“中西协同”管理模式。

“在体重管理领域，人工智能正展现出巨大潜力。”黎桦认为，AI能够通过分析海量的健康数据，如饮食记录、运动习惯、生理指标等，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体重管理方案。他建议，推动跨学科合作，依托医学、营养学、计算机科学等多领域知识，共同探索如何在保障AI技术有效性的同时，提升其可解释性和安全性。

国家层面干预体重管理，国际上已有成功经验。20世纪70年代起，芬兰通过社区干预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30年间男性冠心病死亡率下降82%。日本“特定健康检查制度”（2008年）将代谢综合征筛查纳入医保，强制40—74岁居民接受腰围检测、超重者接受健康指导，使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下降。2014年起墨西哥对含糖饮料征收10%的消费税，2年后高糖饮料消费下降7.6%、低收入家庭降幅达11.7%。王芙蓉表示，国际经验表明政策干预对居民健康管理有积极作用。要充分考虑国情、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体重管理政策和措施。

芬兰“北卡项目”、墨西哥“糖税”、新加坡“健康促进税”及英国“全民减肥计划”等国际实践，为中国的体重管理提供了多维启示。王培刚表示，强化顶层设计是“体重管理年”行动的关键一环。中国需打破单一治理模式，推动卫生、教育、体育、食品监管等部门联动，将体重管理嵌入城市规划、食品政策、教育政策等领域。他建议，一方面，对高糖、高油、高盐食品征收专项税，所获税收专款用于支持社区健康干预、营养科普等卫生事业；另一方面，可以探索“健康账户”机制，将体重管理成效与医保报销比例、体检福利等挂钩，激励居民主动参与健康管理，形成“约束—激励”双向调节体系。王培刚表示，中国应融合经济调控、社区渗透、教育干预与数据支撑，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健康治理体系，为全球慢性病防控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参与全球健康治理既是责任，更是机遇。王芙蓉表示，中国计划建立的500万人群体重管理队列研究，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重治疗、轻预防”的医疗体系惯性，推动健康管理从专家倡议转化为全民实践，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高密度人口社会的健康治理样板。王培刚表示，区域合作层面，中国正推动建立“全球体重管理监测网络”，实现流行病学数据共享与跨国协同干预；全球治理层面，中国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等平台，积极将中医“治未病”理念与“食养”“运动养生”等传统文化智慧纳入全球肥胖干预工具箱，为传统医学深度融入全球健康体系开辟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