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楠

2026年5月底，南京大学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生王浩然完成了一场特殊的博士学位答辩。没有传统的学位论文，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已在南水北调安全检测工程中部署的“分布式光纤传感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安全检测设备”及其实践成果总结报告。答辩现场，评委关注的重点不是论文框架和理论推导，而是工程落地过程、关键技术突破以及实际应用效果。他是南京大学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学生。

长期以来，一篇达到规定学术标准的学位论文，几乎是硕博士申请学位的“硬门槛”。如今，这一单一评价方式正在发生改变。202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学位法》）正式施行，将“实践成果答辩”与“学位论文答辩”并列作为申请学位法定依据。一场围绕研究生学位评价体系的改革正在全国高校推进。当实践成果可以替代论文申请学位，这一制度创新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打开了新空间，在释放分类培养活力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评价标准、质量管控、学科适用性等问题的讨论。本报记者近日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多位学者。

工科率先破冰

2025年12月，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已有59名工程硕士、3名工程博士凭借实践成果获得学位。进入2026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陆续公布更多案例，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在工程领域逐步推开。这批先行者的研究方向高度聚焦国家重大工程和关键产业需求，成果直接服务重大装备、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西北工业大学率先建立“高质量学术论文+高质量实践成果”双轨评价体系，并出台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实施细则。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总师黄领才、某型运载火箭总师刘佳佳、地效翼船总师石亚军等一批工程技术人员，成为全国首批以实践成果申请并获得工程专业学位的研究生。

东南大学集成电路学院3名工程硕士依托学校与国家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技术创新中心、国内EDA龙头企业建立的协同培养机制，围绕数字芯片设计关键技术开展攻关，相关成果已在企业工具链中落地应用。改革能够迅速推进，离不开制度层面的支撑。2024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首次对工程类博士实践成果的内涵、基本要求、评价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为高校开展实践成果答辩提供了统一依据。此后，各高校相继出台配套制度。东北大学围绕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等工程专业学位类别，完善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认定标准、申报程序和答辩机制；西安交通大学则建立从可行性论证、中期考核、成果鉴定到成果送审、答辩的全过程质量控制体系，并实行“高校专家+企业专家”联合评审，重点考察成果的工程价值、实践成效和创新水平。

“很多人觉得不用写高水平论文，会不会更容易？其实恰恰相反。”王浩然的导师、南京大学教授张旭苹说，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前提是真正形成了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果，没有真实应用场景，就不可能完成答辩。在王浩然的答辩现场，高校教授与行业专家共同组成答辩委员会，提问几乎全部围绕工程实践展开，包括设备在复杂环境中的稳定性、关键技术难点、现场应用效果以及未来推广前景等，实践能力成为评价核心。“以实践成果获取学位”制度的实施，是研究生分类培养改革的重要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伏创宇认为，《学位法》从法律层面打破了“唯论文”的单一评价体系，有助于改变专业学位教育长期向学术学位趋同的问题，推动培养模式从重论文向重实践转变，引导专业学位教育真正走向产教融合，促进创新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文科的积极探索

当工科博士以实践成果拿到学位的消息传出，一个疑问也在网络上迅速发酵：文科研究生是否可以通过实践成果获得学位？网友在评论区畅想：写出畅销文学作品、主持重大考古发现、拍出叫座又叫好的影视剧，是否也能授予博士学位？

《学位法》的适用范围覆盖所有专业学位，但与工科领域率先突破相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探索显得更为谨慎。2025年12月，在管理学科，浙江大学MBA学生王诚和华聪凭借融合MBA课程所学与产业实践的创业成果申请硕士学位。王诚依托十余年三甲医院放疗工程技术背景，融合MBA管理知识创办医疗技术公司，几年间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华聪深耕第三方动物医学诊断赛道，其公司已服务4000家宠物医院，拥有34项知识产权。他们的成功证明了管理学科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可行性。

文学和艺术领域探索步伐更快。2026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迎来首届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答辩，36名学生全部以“文学作品+创作谈”的形式申请并获得硕士学位，没有一人提交传统论文。南京大学按照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建立分层分类的多元学位评价标准体系，明确各学位点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的选题、形式和要求。南京大学文学院自2023年开始培养戏剧与影视专业学位博士，部分学生已用与戏剧导演、文学创作等相关的实践成果选题开题。

在南京艺术学院，分类培养改革已落实到培养方案设计中。据该校研究生处副处长施煜庭介绍，学校针对不同专业研究生建立了多元评价方案，可用于申请学位的实践成果类型十分丰富，包括获国家级奖项的作品、落地的文创项目或建设项目、高传播量影视作品、规范的专业展演等，但所有成果均须配套撰写创作阐释，兼顾实践创新与理论支撑。

“以设计专业学位类别研究生培养为例，我们搭建了服务地方经济的产学研平台，实行校内导师和行业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开题后进入文旅等实体项目一线，在真实场景中完成课题研究。”施煜庭表示，艺术领域研究生教育改革已不断走深走实。然而，当视线转向法学、教育学等领域时，探索则更为审慎。

“法学界曾讨论过，在职法官能否将工作中的一份疑难案件高质量判决书作为实践成果申请法律专业学位，但截至目前，国内尚未出现相关案例。”东南大学教育部教育立法研究基地副主任刘耀辉介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是分级分类学位制度改革的结果，主要是针对专业学位。目前，已有部分学校在学位授予办法中对实践成果申请学位进行规定，但差异化非常明显。

教育学领域同样没有相关案例。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陈洪捷告诉本报记者，即便是全国最早开展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北京大学，至今也没有教育博士凭借实践成果完成答辩。他坦言，学界对改革方向已有共识，但核心争议仍在于：究竟什么样的实践成果，才能达到博士学位应有的学术高度？

这道“标准之问”背后，是一个更深层的矛盾。“一线技术或行业从业者能够准确判断成果的实际价值和技术含量，却不熟悉博士培养规范和学术底线；高校导师深谙学位评价标准，却又难以精准衡量工程实践或行业成果的真正分量。当两类评审坐在一起，很难形成统一判断，学位质量管控存在隐患。”陈洪捷说。

这场改革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立法过程中引发广泛讨论的质量管控、标准模糊等问题，并未随着试点推进而消解，反而在实践中愈发凸显。

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李锋亮直言，对博士学位“知识创造性”弱化存在担忧。他认为，过度依赖行业实践成果，可能模糊博士学位作为“创造新知识”最高学位的属性。此外，行业导师和评审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如何科学、公正界定学位申请人与所在团队各自的贡献，也是评价中的难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催生一批‘水博’。”他说。伏创宇则从学科适用性角度提出一系列追问：实践成果是否适用于所有学科？对于哲学、历史学等高度依赖理论思辨和长期积淀的基础学科，实践成果应如何体现？高水平古籍整理成果、原创性理论阐释，是否属于实践成果？此外，实践成果的送审、答辩、公示等程序，又如何保证与论文评审同等甚至更高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涂艳国认为，目前有关专业领域指导性文件仍然缺位。除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出台了实践成果基本要求外，其他专业学位教指委尚未发布相应指导文件，高校推进改革缺乏统一依据和基本遵循。涂艳国告诉本报记者，推进实践成果导向的专业学位教育改革，是一场重塑大学与实践领域关系的深刻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最重要的是提高思想认识，聚焦实践中的真问题，建设一支真正懂实践、通理论、专兼职结合的导师队伍。

在分层分类中寻找确定性

面对争议，受访学者也形成了共识：改革的关键不在于做不做，而在于如何做得更加严谨、更加系统。受访学者普遍认为，需要从国家政策、高校办学、行业协同三个层面完善制度设计，补齐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制度短板。“建立‘分层分类、多元立体’的评价标准，是当务之急。”伏创宇建议，国家层面应尽快建立不同学科领域的基准性、指导性标准，为高校提供基本框架；省级主管部门和培养单位则应结合办学定位和学科特色，明确不同学位类型、不同成果形式的评价要素和权重，制定具体、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在守住底线的同时鼓励特色发展。

陈洪捷则建议审慎推进改革。“可以将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作为一种补充性选择，但不必急于全面推广。”他认为，可优先在临床医学、工程技术、艺术创作等行业成果辨识度高、评审资源相对成熟的专业开展小范围试点，在形成稳定范式后再逐步扩大覆盖范围。守住学位含金量底线，关键在于建立多元评审和全过程质量保障机制。

伏创宇提出，应建立实践过程档案，利用信息化手段记录选题、调研、实施到成果形成全过程，强化过程评价；同时创新评审机制，实行“校内学术专家+校外行业专家+同行盲审”多元评价，并推行答辩过程和关键成果公示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施煜庭结合南京艺术学院实践提出，应分别建立学术成果评审专家库和实践成果评审专家库，并明确行业专家在答辩委员会中的最低占比，从制度上保障实践成果评价的话语权。评价改革的长效推进，根基在于同步建设与实践成果导向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

涂艳国认为，应改变长期以来“大学中心化”的培养模式，把专业学位研究生真正引入实践领域，重建大学与行业企业的伙伴关系。伏创宇则认为，要从培养模式入手，构建符合专业学位特点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从招生、课程、实践到学位授予，建立产教深度融合的完整培养链。

李锋亮建议，加强真正意义上的双导师制建设，确保行业导师稳定、深度参与培养全过程；同时强化专业学位项目周期性评估，重点跟踪以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毕业生的发展情况。“评估不能只看材料，更要看成果的真实社会影响、行业导师参与质量以及用人单位评价。”他说，对评估不达标的项目，应及时暂停招生，形成动态调整机制。

从工科率先突破，到文科积极探索，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改革正逐步打破长期以来“唯论文”的单一评价模式，为研究生分类培养打开新的空间。如何在多元评价中守住学位质量底线，让这条改革新路行稳致远，培养更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高层次专业人才，仍需要制度持续完善、高校不断探索和行业深度参与。

（本报记者赵徐州、陆航、查建国、陈炼，实习生谷佳杰参与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