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译心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年砥砺，中国学术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知识主权觉醒。从“照着西方讲”到“接着自己讲”，从“解释中国”到“改变中国”，从学术依附到主体自觉——这场历时十年的变革，被学者们称为中国学术的“觉醒年代”。

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扎根中国实践，融通古今中外，奋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走出了一条立足中国、对话世界的学术话语新路。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十年成就，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学者。

从“倾听者”到“对话者”

“十年前，在很多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更多是在倾听和学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熙国回忆道，“我们擅长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现象，却很少能用中国的话语去回应世界问题”。

这种“学术依附”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自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从“西学东渐”到“全盘苏化”，再到改革开放后重新“向西看”的曲折历程。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理论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通用语法”，中国实践反而成了西方理论的“注释对象”。

改变始于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是一次思想解放。”华中科技大学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院长陈先红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吹响了学术界“知识主权觉醒”的号角——摆脱西方“理论殖民”的依附话语和认知桎梏，不再把中国当作西方理论的试验场或注释对象。

十年间，这种觉醒已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个体自觉走向集体共识。

在中国传媒大学非遗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杨红看来，这十年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学术话语层面。“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为例，过去我们习惯套用源自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西方‘原真性’等理念范式。”杨红说，“但现在，我们以‘两个结合’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理论指引，从中国丰富的保护实践中，原创性地提炼出非遗系统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生活化保护等学术话语。”这套话语体系不仅深度阐释了“中国实践”，更引领了全球非遗保护从“静态保存”到“活态传承”的范式革新。“这不再是简单的‘接轨国际’，而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方案’。”

类似的转变在多个领域同步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理论研究部主任李建国观察到，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学术界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学理化研究：“我们不再把西方现代化模式当作唯一标准，而是着力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现代化范式。”

更重要的是，学术界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范式跃升。李建国举例说，学者们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升华为具有普遍解释力与影响力的“说法”，实现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结合。

在国际传播领域，这种转变同样明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钟新带领团队编写的《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教材，将“民族性”“世界性”“原创性”“时代性”等原则融入，阐释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智慧对全球治理的意义。“我们要培养的，是兼具家国情怀与世界视野的国际传播人才。”钟新说，这不再是单向的“对外宣传”，而是平等的“对话交流”。

在解决真问题中发展真理论

如果说构建自主话语体系是目标，那么“两个结合”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路径。

李建国认为，“两个结合”正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一方面，我们扎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从鲜活经验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创性话语；另一方面，我们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力量，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这种“化学反应”的产物，是一系列具有标志性、原创性的概念与理论框架。“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等理念的提出，既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又回应着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

孙熙国以北京大学主办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为例说明这种“化学反应”的国际影响力。“2015年首届大会，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是让劳动者过上好日子的理论’，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式表达，引发了不同文明背景学者的广泛共鸣。”2018年第二届大会，中国学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置于中华文化“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文明基因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的交汇处。“这种话语体系，既有中国特色，又具世界意义，有效传播了中国声音。”孙熙国说。

构建自主话语体系，不能停留在书斋里的“经院式阐释”，而是必须立足中国实践，回应“真问题”。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这种“问题导向”催生了“中文+”原创范式。中国传媒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中心教授乐琦介绍，2016年以来，国际中文教育学术界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将理论阐释与国家战略深度结合。“通过功能升维，我们首创的‘中文+’原创范式，将中文从单纯的教学对象升维为连接中国机遇的‘金钥匙’。”乐琦说，通过原创理论，学术界提出“字本位”教学理论、“表达驱动”理论等成果，研发《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等国家标准，将“中文+职业教育”实践升华为教育哲学。

这种“问题导向”的研究路径，为话语体系建设积累了核心经验。孙熙国总结道：“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实践，在回应真问题中发展真理论。这是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的具体体现。”

钟新从机制层面补充道，这十年最重要的经验在于国家顶层设计、部门系统规划与学界学术自觉三者同向发力。“相关部门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行动规划，社科界对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认识日益清晰，创新潜力被充分激发。”她特别提到，围绕党建开展的定期理论学习与支部研讨意义重大。“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每学期两次的‘万人同上一堂党课’活动，有效凝聚了学术共同体的思想共识。”

“说得出”与“传得开”

成绩固然显著，但问题不容回避。杨红结合自身研究领域直言不讳地提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仍存在三个“脱节”。首先是理论研究与生动实践的“节奏脱节”。“在非遗领域，数字平台催生的‘非遗直播间’‘非遗电商’等融合实践，其创新速度已远超传统学术研究周期。”杨红说，学术界对这些实践的经济逻辑、文化影响等学理化研究明显滞后。其次是学术阐释与话语提炼的“主体性脱节”。许多研究仍难以摆脱用西方理论框架剪裁中国实践的路径依赖，或满足于现象描述，未能从中国丰富的保护实践中淬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自主知识体系。最后是学科建设与体系化整合的“协同脱节”。重大实践问题研究要求跨学科协同攻关，但学科壁垒依然明显，真正能融会贯通、进行体系化研究的平台与标志性成果仍属少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主任赵军峰对此深有同感。他认为，要破解这些“脱节”，必须推动四方面关键转型。首先，推动“古今结合”从寻章摘句转向“机理贯通”，深耕中华文明的核心范畴与思维逻辑，将其创造性转化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其次，强化国际对话能力，从“自说自话”转向主动设置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议题，并用国际学界可理解的语言和范式进行“双向译介”。再次，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中心打破学科壁垒，改革评价与协作机制，推动从口号式交叉到实质性融合。最后，改革急功近利的评价体系，对基础理论与“冷门绝学”给予长周期支持，筑牢学理根基，使话语体系免于“空心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面临更高要求。

李建国认为，未来十年要着力深化四方面工作。一是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阐释、体系化构建、学术化表达、大众化传播，在提炼标识性概念基础上，形成关于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系统化叙事体系。二是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主动设置议题。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讨论和研究，合力推动跨单位、跨领域、跨学科协同创新，为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三是运用数字技术手段，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构建分众化、差异化、立体化、全方位、多层次的传播矩阵。四是培养“会讲理”的复合型人才。既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又有理有据地澄清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读、误解、误判，加快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钟新补充道：“下一步，我们要实现的是，既要‘说得出’，也要‘传得开’，既要‘有声音’，也要‘有回响’。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一代代学者的持续努力。”

十年求索，从概念提炼到体系构建，从方法革新到范式突破，学术界在“两个结合”中寻根脉、开新境，让中国学术话语真正有了解释自己、回应时代的底气。这场静悄悄的知识主权革命，其意义远超学术界本身。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当我们能够用中国的话语解释中国的实践，用中国的理论回应世界的问题，这不仅是学术的觉醒，更是文化自信的彰显，是民族精神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