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绿色转型 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基于我国现代农业绿色发展现状的调研与思考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16日   07版）

编者按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的深度与广度，不仅关乎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产品质量，还深刻影响着乡村生态环境、国土空间格局以及全体国民的健康福祉。如何让“产业之兴”与“生态之美”相得益彰？如何将广袤田野转化为支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沃土？成为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2025年6月至12月，光明日报记者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组成调研组，深入多个典型农业区域，通过实地走访、与农户和市场主体深度访谈、开展问卷调查等方式，系统梳理我国各地农业绿色转型的实践探索、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从嫩江平原黑土地重现“油光”，到山东菏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实现“一地双收”，再到浙江茶园以绿色防控工作守住茶叶品质……当前，多地农业发展正在生产理念、技术路径、管理手段等方面发生系统性变化，绿色转型发展的综合效益持续显现。

绿色转型夯实农业根基

  当前，农业绿色转型已从理念倡导迈入广泛实践。它注重新技术的应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致力将传统的生产方式，逐步转变为一种效率更高的绿色生产方式。

  生产理念更新，投入减量增效。“过去施肥主要靠经验判断，如今施肥则依据土壤检测数据进行决策。”在河南商丘市，一家农作物合作社负责人向调研组介绍了相关情况，借助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手段开展农田管理，其承包经营的耕地中化肥施用量相较以往下降不少，作物总体产量保持基本稳定，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这种转变所反映的，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减少投入”，而是农业生产整体理念所发生的变化：过去，较侧重实现短期的高产目标；当前，更注重资源的节约利用以及长期产能的持续稳定，从而把整个农业生态系统建设成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基础设施。

  沿黄河流域，许多地方因地制宜走出了高效节水的农业发展之路。在宁夏中卫市海原县，以往粗放的大水漫灌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加剧了土地盐碱化趋势。当地推广滴灌、喷灌等灌溉方式，并结合水肥一体化技术，在作物的不同生长期有针对性地进行灌溉施肥。该县西安镇西安村党支部书记杨东说：“以前靠天吃饭，水用得多、收成少；现在靠技术吃饭，水用得少、赚得多，黄河水真正变成了‘幸福水’。”

  调研组在实地走访中体会到，农业绿色转型首要体现为一场深层次的观念转变：其核心并不在于进一步向土地索取更多产出，而在于让土地、水源以及整个农业生态系统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并由此实现可持续的自我“造血”功能。

  田间地头的“技术革命”。绿色发展理念要真正落地见效，还要靠田间地头所实施的一项项具体技术措施、一套套科学的农艺管理模式。

  在山东菏泽市，某家庭农场负责人向调研组介绍大豆与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做法时说：“真没想到，把大豆和玉米种在同一块地里，能多收获一季大豆，还能减少农药的施用次数，对土地肥力起到一定的养护作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豆科类作物本身具备固氮功能，因而使农田对化学肥料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一处农业园区，技术革新所呈现出的效果则更为直观。园区依托无土栽培、智能环境调控、水肥精准管控等技术手段，在没有新增耕地占用的前提下，实现了蔬菜及瓜果的优质高产。“传统农业那种‘看天吃饭’的局面，目前正逐步被设施化、精准化以及可控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所改变。”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秦晓波告诉调研组。

  农业绿色转型，并不仅是把原有技术简单地“冠以绿色的名义”，而要借助新品种、新装备、新农艺、新制度，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落实到播种、施肥、病虫害防控、采收等环节，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真正绿色化。

  把“废弃物”变成“香饽饽”。变废为宝，也是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内容。这不光是单纯减少污染排放，更重要的是，将过去被视作负担的各类农业废弃物，转化为新的可利用资源，使之成为新增收益的重要来源。

  江西一家生态农业企业选用智能环境控制技术以及生物菌体净化技术，开展粪污从产生、收集、处理到资源化利用的全链条管理工作。过去让人颇为困扰的养殖废弃物，经过相应处理之后，便转化成为沼气能源以及有机肥，由此构建起“养殖—沼气—种植”的循环利用模式。

  嫩江平原地区所实施的秸秆全量还田措施，同样属于一种把农业废弃物转化为可利用资源的实践。在以往秋收完成之后，如何对秸秆进行处理，一直是当地农民比较头疼的事情；如今，借助深翻还田这一技术手段，并结合轮作制度开展相关工作，秸秆不再被当作需额外清除的负担，而成了能用于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的重要资源。

  调研组走访发现，伴随着种养结合模式、循环农业实践以及生态农场建设等新型农业生产方式的持续推进，农业生产所产生的秸秆、畜禽粪污、尾菜尾果等，正被纳入资源循环利用的整体链条中。以往那种“用完即弃”的生产路径，正逐步转变为一种以“资源—产品—再资源”为基本框架的循环利用路径。

  智慧赋能，让绿色生产“有数可依”。如果说理念更新回答的是“为什么要绿色转型”，技术革命回答的是“怎么种更绿色”，那么智慧农业回答的则是“如何更精准地种、更科学地管”。

  “过去巡田靠腿，现在靠无人机和物联网。我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实时掌握墒情、苗情、病虫害等情况，决策更精准了。”浙江龙港市某庄稼医院负责人曾祥亮向调研组介绍了数智赋能农业生产管理的相关情况。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基于遥感和气象大数据开发的智慧草牧业信息管理平台，可为草牧场载畜量估算、草地灾害预警提供支撑。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齐义军告诉调研组，“过去‘出了问题再补救’，如今可提前预警、精准干预。”

  科技赋能还改变了绿色生产的记录与呈现方式。调研中，不少农场和合作社借助数字平台、溯源系统为农产品建立起可查询、可追踪的“绿色履历”。消费者扫一扫二维码，就能了解一袋米、一盒菜从田间到餐桌的详细信息。绿色生产不再“说不清、看不见”，而是有数据支撑、有过程记录、有结果验证。

农业绿色转型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国农业绿色转型虽取得较显著的成绩，但仍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的挑战，亟待突破。

  绿色生产成本与收益平衡难题。调研发现，许多绿色生产技术和模式在初期往往面临投入高、见效周期长、风险相对较大等问题。“改用有机肥、生物农药，成本一下子上去不少，虽然卖价能高一点，但市场波动大，有时还真不如常规种植稳当。”河北省昌黎县蔬菜种植户孙女士向调研组坦言。调研显示，在受访的中小规模农户中（总样本数量为1120份），超过65%认为“绿色生产成本较高”是主要顾虑；约58%的农户表示，如果没有补贴或稳定的高价订单，持续采用绿色技术的意愿会降低。

  绿色农产品的优质优价机制尚未完全畅通。绿色农产品虽需求扩大，但消费者的理念认知、品牌信任都需一定时间培育，而目前存在“绿色”泛滥、“牌子”林立等问题，导致真正的绿色产品很难被识别并获取竞争力。北京市大型超市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由于认证机构不同，有30%的消费者（总样本数量为824份）无法正确识别有机食品。有41%的受访者表示怀疑过所谓“绿色”“有机”农产品的质量。这导致优质不优价或者价格不稳定的情况出现，降低了农业生产者绿色转型的积极性。

  小农户融入现代绿色生产体系存在困难。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中，小农户仍占大多数。把分散的小农户有效纳入绿色生产，是绿色转型成败的关键，也是难点。然而，小农户获取先进绿色技术、市场信息、金融服务的能力弱。如测土配方施肥、智能灌溉等技术，在大田里易操作，但对分散经营的小农户来说，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不足。

  调研组发现，加入农业合作社或与龙头企业保持密切联系，这类小农户群体中使用绿色技术比例远高于自立小农户。但目前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的绿色生产服务仍不足，也不平衡。受访的农户中，约28%的小农户表示能方便获取所需的绿色生产技术服务；金融服务上，专用于绿色农产品的贷款品种不多，融资难问题依然严峻。当然，如何创新服务组织方式和服务机制，减少小农户绿色化转型的成本和风险，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绿色技术集成与推广体系有待强化。虽然单项绿色技术不断涌现，但适合不同区域、不同作物的标准化、集成化技术模式仍不足。“专家讲的技术很先进，但有些操作起来太复杂，我们人手不够，也怕掌握不好反而减产。”四川广安市邻水县一位果园主反映。绿色转型不仅是单一技术的替换，往往是种植制度、管理方式、经营理念的系统变革，需技术、装备、人才、管理的配套支持。

  绿色技术的服务能力有待提升。目前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对绿色技术的服务能力尚有不足之处，在发放的问卷中，仅约40%的农户表示当地的农技员能经常为其提供有用的绿色生产技术信息。部分绿色技术（如生态沟渠、氮磷生态拦截等）的后期管护责任主体不明确，“重建设、轻管护”现象仍存在，影响长效性。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尚不健全。调研组在多地走访了解到，不少践行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的农民或者地区，所付出的额外经济成本及牺牲的发展机会，并未得到有效补偿。比如，为保护水源地而不使用化肥农药的上游户，其产品未必能保证全部覆盖掉减产或转型的成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何友均指出，“虽然我国生态补偿制度正逐渐建立，但仍存在着补偿标准低、资金渠道单一、横向补偿机制不健全等情况。”

  此外，农业生态资源价值挖掘不深。部分地区农业景观、农耕文化和乡村生态环境与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融合程度低，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不高；一些乡村生态旅游项目同质化严重，对当地绿色农产品带动效果不明显，未实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良性循环。

加快构建农业绿色转型新格局

  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为此应在政策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带动、公众参与等方面综合施策，发挥政府在推进农业绿色转型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户积极性。

  优化绿色生产成本收益结构，推动转型“降门槛、稳预期”。应对绿色生产成本过高、收益不确定性等难题，核心是改善生产行为的成本—收益结构，有效降低转型难度，稳定转型信心。应综合运用政策激励机制、间接的风险缓释措施和长远的信心稳定手段。强化财金联动机制建设，将以往针对单个技术的“前奖补”模式转变为基于稳定绿色发展成果的“后奖补”模式，如探索实施绿色发展积分制。对化肥农药连续减量增效、耕地有机质含量连续提升、节水灌溉面积持续扩大等方面取得的长期性效果予以阶梯化、叠加型奖补。此外，鼓励金融部门创新推出专门信贷品种，对购买节能环保农机（具）、建设环保工程等前期成本高的项目，实施长久优惠利率贷款；推出绿色环保生产经营方式的收益险种，包括技术成熟前产量不稳定以及市场变动带来的收益损失等，降低农户的经济压力。

  强化市场体系建设，畅通收益回报机制。建立健全严格、公开、统一的绿色农产品认证及标识体系，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流程溯源，打通消费者信任壁垒，保障优质优价。应鼓励大采购商、电商与绿色生产基地签订中长年份稳定采购合同，以订单农业等方式锁定基本收益，对冲市场价格波动。

  创新小农户链接机制，促进转型“有组织、有服务”。应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的组织服务体系，将分散的个体生产有效嵌入规模化、标准化的绿色产业链。大力培育并赋能有带动能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使其成为衔接小农户的枢纽。鼓励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联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面向周边小农户提供绿色生产服务，成为连接小农户的服务中心。统一种植方案、绿色投入品采购供应、田间技术管理和产品追溯等，形成一站式服务。这实际上将小农户面临的技术复杂性、合规监督成本高和市场议价能力低等难题，转化为由服务组织进行规模经营、专业化运作，降低个体农户的转换难度和风险。

  还应建立有效精准的社会化服务供需对接机制及保障措施。政府应扶持各类专业化服务公司，在绿色生产的植保、农机、农技、金融信息等方面，利用数字平台实现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实时对接。此外，应创新设计金融政策，破解小农户融资难问题。

  强化技术集成与推广体系，实现方案“接地气、易推广”。应推动绿色技术的系统化集成与区域化适配。以特定区域的主导作物或生产系统为单元，协同科研机构、推广部门及新型经营主体，开展综合技术应用。这种绿色综合技术应是包含适宜品种选择、土壤健康管理、水肥精准调控、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控、废弃物循环利用等关键环节的优化组合方案，并进行充分的本地化试验和轻简化改造，形成图文并茂、流程清晰的标准化操作规程。

  应进一步赋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加强基层农技人员专业培训，转变其角色定位，由过去单一提供增产型技术服务向提供绿色综合解决方案转变。还应厘清各类型绿色基础设施的产权及长久管护责任等问题，建立“谁受益、谁管护”或“政府补贴+专业化服务”的管护机制，杜绝“重建轻管”。此外，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推广和服务。开发基于手机App的轻量化决策支持工具，提供一站式的施肥用药建议、气象预警和在线专家问答。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助力转型“可增值、可持续”。破解农业生态服务“有价无市”和“保护者受损”等困境，关键在于借助制度创新与市场设计，对农业生产所提供的非商品功能展开价值显化、量化操作，并实现经济回报，让绿色守护行为得到可持续的经济激励。首先，应夯实价值实现的制度基础。加快建立完善农业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技术规范和统计体系，科学评价农业生态服务等物质量及价值量。在法律和政策上，进一步明确农业生态资源的产权、农业生态保护者权利和补偿请求权，明确生态受益者付费，为后期开展市场交易、生态补偿奠定产权基础和实施方向。

  其次，拓宽和延伸多元化价值转化途径。政府层面，应完善和深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尤其需打破以纵向补偿为主的固有局限，积极推进基于“受益者付费”原则的横向生态补偿。在市场层面，一方面要通过加强绿色、有机、地理标志等认证的公信力及生态故事融入品牌营销，让生态价值内化于农产品溢价之中。另一方面，探索农业碳汇项目开发，推动经核证的农业减排固碳项目进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把农业净化空气的能力变现为资本。在社会层面，鼓励发展以农业风景、农耕文化为基础的观光游、自然教育、康体养生，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作者：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调研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王昌海、史可寒、李臻、姜峰、张亦瑄、王经绫、谢梦玲、张蔚；本报记者赵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