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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制度的中华文化根基

张广生《人民日报》(2024年07月11日 第09版)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这些重要论述要求我们在制度建设中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善于汲取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夯实制度的中华文化根基,做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其伟大成就不仅体现为曾经长期领先世界的古代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也体现为“经纬区宇,弥纶彝宪”的治国理政智慧。为政以德的政治伦理、礼法并用的治国主张、修齐治平的抱负理想、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等,这些政治理念的思想价值穿越时空,对于当今时代的国家治理依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华文明在发展中创造的三省六部制、行省制、科举制等制度文明,以及在言谏监察、推贤任能、富民教民等诸多方面的制度探索,也给当今时代的国家治理带来许多启示。此外,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有着独特的内在生成机理和历史发展路径,产生了一系列制度创造。中国之所以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离不开我们的制度文明。当然也要看到,中华文明在发展中既有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治理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治理教训,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积极总结。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列强携炮舰与资本之力接踵叩关,中华民族遭受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也遭遇“古今中西之争”。从那时起,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就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回答好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两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的同时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因应古今之变中不断守正创新,形成了众多熔铸古今的崭新制度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接力探索、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厚历史底蕴、深刻历史逻辑。当代中国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不仅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共同特征,而且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等都有着密切联系,这是其在实践中展现旺盛生机活力的重要原因。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为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提供了丰厚文化滋养。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坚持“两个结合”,既向前看又向后看,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治国理政思想和智慧,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中华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