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时期的基层文艺实践到数智时代的平台生产，普通人的文化参与始终与组织关系的变动相伴随。在既有文化支持关系趋于弱化、平台生产网络迅速扩张的当下，解组织与再组织交叠发生，新大众文艺的人民性问题也集中体现为参与能力与组织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对文艺大众化组织经验的历史回溯、对创作、传播与评价“三重主体”名义在场的辨析，以及对赋权型文化领导权的探讨，可以在经验总体性与组织归属两个维度上把握人民性的生成机制：素人自写、读者共感与集体协作，显示出普通人文化能力的成长；平台对传播机会与评价规则的集中掌控，又制约着这种能力的持续积累。人民性的再生成，要求文化领导权发挥赋权作用，以公共资源与专业力量支持普通人的长期文艺实践，并保障其在作品评价与组织规则制定中的实际发言权。